反腐败与国家形象

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刘长敏教授
　　记者：刘教授，您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从您的专业角度，您是如何看待腐败对政治的影响的？
　　刘长敏：我对于反腐败问题的兴趣是在进行国际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发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腐败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自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不同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进国家的政权迭荡现象突出。研究表明，腐败问题是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的非常主要的原因，这其中包括了政治领导人及其家庭、政党自身的腐败。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所经历的政治起伏表明，以积极的态度正视腐败，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我们发现，政治稳定国家治理腐败问题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政治制度设计上注重对权力的控制，权力代理与监督制度比较完善，二是政党间与政党内部的竞争与监督，三是法律制度的完善。
　　此外，重视文化、道德、宗教层面的引导教育，对于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维护政权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有效的反腐败是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需求，有效的人权保障又确保了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从这些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反腐败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这方面失败的国家在上述链条的各个环节可能都存在问题。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成功的反腐败策略要基于制度与文化的双重作用？
　　刘长敏：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制度本身需要精心设计，使之结构完善、逻辑严谨、具备良好的操作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制度的生命力与效果却是根植于制度运行的社会文化上的。正如哈耶克所说，许多有效的制度和惯例是“自生自发”的，它滋生于特定的民族和社会文化氛围，不因特定人的喜好而转移，完美的理论和一厢情愿的想象都无法确保作为文本的制度具备生命力。
　　当代法治、民主意识的普及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已经成为我们现在设计反腐败制度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我们国家反腐败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公民社会的发育意味着公民对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对腐败容忍度的不断降低。因为，一方面，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使人们对于个人安全和尊严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人们对理性、有序生活的追求；此外，比较视角的普及拓宽了人们的政治视野，增强了法治的吸引力。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对于推进反腐败制度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我们在社会文化方面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刘长敏：社会文化的形成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关系，建立健康的社会文化既需要社会共识的建立与引导，也需要社会成员的自律精神。当代中国亟须建立的是诚信文化，这种文化是契约精神和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由于拜金主义的流行和对市场观念的误解，目前我们的社会诚信体系出现了很多问题。诚信文化的缺失会离间人类情感，消耗社会信心，增加制度成本，最终破坏政治社会的基本共识。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讲，诚信文化有利于减少商业贿赂、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同时，讲究诚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利于建立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
　　记者：反腐败也关系国家形象。您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长敏：的确，反腐败问题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建立，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立场，很容易给中国贴上某种标签，然后从这个标签开始解读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腐败问题在某些领域还比较突出，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但对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国际社会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对于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是非常有利的。
　　从外交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在履行负责任大国的政治承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切实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通过国内立法和执法有效履行了有关承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记者：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哪些工作？
　　刘长敏：近年来，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对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等，在改善国家形象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目前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争取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比如我们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但是如何让这些表达善意的信息有效传播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再比如，如何克服话语体系的差异，更加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更加有效地打击和预防腐败，以切实的成效取信于民，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用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同时积极传播中国自己的立场和经验，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