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全文）

墨子，姓墨名翟（约公元前479年—前38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创立墨家学说，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最初受业于儒家（《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以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奢靡风气的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创立了新的门派。墨家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奢靡（节用、节丧、非乐），主张创新（“五行毋常胜”），做事要有法度、标准（规矩准绳）等，还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三表法”，这些观点对《黄帝内经》建构医学理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先秦墨家“三表法”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经·非命上》）表，标准、标志；本，考察事件发生的内在根据、内在变化规律；原，缘由，考察事件发生的起因和缘由，即详察实情；用，就是应用、实用，任何理论都必须落实到实际应用之中，通过实践应用对理论进行检验。

就墨子倡导的“三表法”而言，历代诸家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黄帝内经》在确定其医学理论观点时，应用自己的医学内涵诠释了这一认识问题的三原则。如其中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源是先秦阴阳家所创立的阴阳、五行说，精气理论与道家的“道气论”一脉相承，辨证论治本原于法家思想等。其中所论的诊法、病证、治疗，甚至五运六气理论的建立，是墨子“详察实情”认识原则的体现，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古人长期在生产生活中对天地万物、生命现象、气象物候，以及临床实践等实情详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

就临床医学知识而言，如果患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即所谓“原”，缘由），症见“口甘”（《素问·奇病论》），久则“足生大丁”（《素问·生气通天论》），总结出了消渴病（糖尿病）发生的原因，与患者长期高热量饮食有关（即所谓“本”，消渴病发生的基本病机），其主症为消瘦（即“消”）、口渴多饮（即“渴”）、口甜而黏，后期多合并皮肉感染化脓。并制订了“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素问·奇病论》）的治疗方法（即所谓“用”，通过兰草汤的治疗，消除体内瘀阻的邪气而病愈）。这是《黄帝内经》作者在长期临床“实情”观察基础上总结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是这些理论时至今日仍然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

再如《黄帝内经》对外感热病的研究，也体现着墨家“三表法”的思路。“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论，则是探求外感热病发生的缘由（即所谓“原”，事件发生的缘起或者原因）；而辨析热病六经传变过程，无论是六经顺传，或是六经表里经“两感于寒”之逆传，则属于求“本”（探求事件内在规律，此处指外感热病六经证候的演变过程）；而“三表法”中的“有用之者”，就是要讲究应用、实用，《黄帝内经》据此则将相关病证的所有研究，落实在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如将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原因、六经证候演变机理、演变过程的研究落实于临床应用，故而有“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以及“暑当与汗皆出，勿止”（《素问·热论》）等外感热病之类疾病的具体治疗。

先秦墨家“民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优秀基因。由于先秦墨家一众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因而对于民众基本诉求和疾苦的感触最为直接、最为深刻，通览《墨子》现存的54章文字，处处浸润着体恤民情的“民本”思想。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天下（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这是站在“民本”的立场上，认为天下之人犹如爱自己一样去爱戴别人，充分表达其对社会公正、人人平等美好愿望的追求。

“非攻”，即反对战争，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墨子反对破坏生产，保全其生命财产安全的价值主张。在墨子看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兼爱”原则的。战争“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非攻中》），在春天进行战争就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战争就使农民不能在田间收获。这也反映了民众想确保生命财产的愿望和其对民命的体惜。

墨子“尚贤”的政治主张，是站在社会下层民众的立场，反对世袭制度，主张政治地位的获得必须要靠才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因此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做官的不能永久高贵，民众不能永久卑贱。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应该被推举当官，而没有才能的昏庸官吏就应该降级或罢免，即使是农民与工匠，只要有才能，也可以唯才是举，担任一定的官职。

“尚同”则是“尚贤”思想的扩大，不仅一般官吏要“尚贤”，而且“天子”也要由贤者来担任。墨子主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表达了贤人治国的要求，体现了对民智的重视。

“节用”“节葬”是墨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之一。“节用”主张表现为崇尚节俭，才能保障民生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对“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的“寡人之道”进行了大声疾呼的抨击（《墨子·节用上》）；在强调“节用”的同时，还应当避免不必要的开支，物质财富才可能不断地增长。“厚葬”是要把很多财富埋在坟墓里，而“久丧”（长时间祭奠亡灵）则会影响劳动生产（《墨子·节丧下》）。墨家还认为沉溺于音乐声色的享乐，既会耽误民众的农耕生产，还会大量消耗民生的财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墨子强调“非乐”的政治主张，如此才能确保民力用于农耕劳动，就会避免“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样的“民之巨患”发生（《墨子·非乐上》）。

墨家上述“民本”主张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的建构，因为有病求医是民生最基本的诉求之一，故而在全书篇首开章就高扬“民本”理念，畅言“余子（子，动词，当作儿子一般爱护）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痛惜）其不给（给jǐ几，生活不能自足），而属（属zhǔ主，连续）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药物的通称），无用砭石，欲以微针（指九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使气血经脉在逆顺往来的交会之中正常运行）。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条理清楚的理论体系）。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灵枢·九针十二原》）。经文开篇就彰显了墨家倡导的“民本”思想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凸显了中国几千年“民本”国策的思想基础，与此紧密联系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不与中华文化这一深厚的“民本”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先秦墨家“兼爱”主张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兼爱”和“尚同”是墨学的核心观念，其他内容都是这两者的补充和扩张。孟子对墨子“兼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精辟的概括，认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意为吃苦耐劳），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因此，墨子的“兼爱”是以他人为中心，强迫自己去为别人服务，这也就是墨子所说的“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互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至道也，不可不务也”（《墨子·兼爱中》）。可见，“兼爱”考虑更多的是众人的利益和民生的幸福。

《黄帝内经》是一部以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式的典籍，而医学正是以解除大多数人的身心疾苦为宗旨的崇高事业，任何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是墨子“兼爱”思想的践行者，因而其全部内容无不体现“兼爱”思想。例如在其讲述医学教育和传承时指出，“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灵枢·师传》）。经文在此处既强调了医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救死扶伤、保障民众的身心健康，且医学教育和传承使医药知识发扬光大，永传后世，“无有终时”地造福子孙，同时也十分明白地告诉世人，解除广大民众的疾苦是创建医学学科的根本宗旨，是“医者，仁术也”的具体体现，对待患者就要像对待“亲戚兄弟”那样亲近（《素问·汤液醪醴论》）。所以墨子倡导的“兼爱”思想也就是治医的基本道德观念，不懂得“兼爱”是不能治医的。

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墨家“五行毋常胜”（《墨经·经下》）创新思维模式的提出，必然以阴阳五行家的“五行常胜”思维模式为逻辑起点。这两种思维模式都对《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产生了影响。

“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黄帝内经》将阴阳五行家的“五行常胜”之论（即木-土-水-火-金-木之相胜/克制之序）径直表达为“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宝命全形论》），并以此为据全面地构建相关的医学理论。

1.“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脏腑生理关系理论构建的影响

经文认为，心“其主（主，被克、被制约。下同）肾也”；肺“其主心也”；肝“其主肺也”；脾“其主肝也”；肾“其主脾也”（《素问·五脏生成》）。此处原文就是在“五行常胜”思维背景下，认为人体五脏系统之间凭借着相互制约关系，维持着生命活动的动态平衡。由于人体以“五脏为本”（《素问·六节藏象论》），五脏间的制约关系是全身机能调节的核心和关键，故而强调：心“其主肾也”，肺“其主心也”等，指出了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即后世说的五脏相克关系。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维持着脏腑间平衡协调的生理活动，此即“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素问·六微旨大论》）理论在藏象理论中的应用。如心“其主在肾”，说明心必须受肾的制约，才能发挥正常功能，心属火，肾属水，肾水上济心火，心火才不会过亢伤阴。同时肾之所以能发挥对心的有效制约作用，又是赖脾的制约，因为肾“其主脾”。余脏类推。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就会造成五脏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如一脏制约作用太过，最易损伤被己所制之脏，同时也有害于制己之脏；若制约不及，除了容易被制己之脏伤害外，还可受到己所制之脏的伤害。

2.“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脏腑发病理论构建的影响

经文认为，“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素问·金匮真言论》）。此节专论外邪致病的成因及侵犯人体的途径。经文在“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藏，邪气发病”的前提下，明确地提示自然界四时不正常的气候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外感病的致病因素。外邪侵犯内脏的途径是：八风发邪（四时八节的致病因素）首先侵犯体表而影响经脉，因为经脉外络肢节，内连脏腑，进而循经而入，触犯内脏，引起疾病。八风能否成为致病因素，在于四时之气的所胜和所不胜。正如张志聪所注，“所谓得四时之胜者，如春时之西南风，长夏之北风，冬之南风，夏之西风，秋之东风，此得四时所胜之气，而不为风所触。盖五藏因时而旺，能胜其所不胜也。上节言八风发邪者，发所胜之风，而克贼所不胜之时也。此言得四时之胜者，得四时所胜之气，而能胜所不胜之邪风也”（《素问集注·卷七》）。由此说明外邪侵犯内脏，既有一定的途径，又有一定的规律。此处以五行“相胜”之理，论证了五季气候相互制胜关系，并以此提示五脏应五季及其在发病中的意义。

3.“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临床脉诊理论构建的影响

经文“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素问·平人气象论》）。此节原文认为，肝病出现真脏脉（无胃气之脉，脉有胃气则生，脉无胃气，提示病情危重）时，至庚辛日（属金，金胜木）死；心病出现真脏脉时，至壬癸日（属水，水胜火）死；脾病出现真脏脉时，至甲乙日（属木，木胜土）死；肺病出现真脏脉时，至丙丁日（属火，火胜金）死；肾病出现真脏脉时，至戊己日（属土，土胜水）死。另有类似的五脏逆时之脉，预示病情危重的诊脉理论，如“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命曰逆四时”（《素问·玉机真脏论》），以及“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皆“死，不治”（《素问·宣明五气》）等，均是在“五行常胜”思维模式下构建的五脏逆时之脉的理论。这些论述都认为在相关脏的病情严重之时，如果出现了该脏的真脏脉（即无胃气的死脉）时，提示病情已经相当危重，若再遇五行属性相胜时日的旺气与之叠加，就是“死，不治”危急状态。这些原文都是应用五行“常胜”之论，构建诊法中的凭脉推断疾病预后吉凶的实例。

“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黄帝内经》之“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表达，则是对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模式（五行之间的相胜可以呈现出反向/或者多向相胜，甚或在原有的相胜关系之间发生相互滋生/相生的态势）内涵的深刻表达，并用这一思维构建医学的相关理论。

1.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五脏生理状态下多向性生克制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五脏的功能活动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关系。《黄帝内经》将脏腑间的复杂多向性的生理关系，运用五行生克制化加以表述。其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运用五行相生理论解释五脏间的生理联系，而《素问·五脏生成》则是应用五行相克阐述五脏间的生理配合，正如张志聪在其《素问集注·卷七》所总结的那样，“五脏合五行，各有相生相制，制则生化”，就是对《黄帝内经》化用墨家“五行毋常胜”理念建构藏象理论的明确表达。而《素问·玉机真脏论》基于“五脏相通，移皆有次”观点，更是应用这种五行生克理论来分析五脏病理传变规律“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就是对五脏相互为用，生克制化理论进行临床应用的示范。

2.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五脏疾病传变理论构建的影响

《黄帝内经》认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具体的传变规律是“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素问·玉机真脏论》）。此节经文表达了以下观点：一是脏病传变规律，即子病及母→传之所胜（相乘）→（再）子病及母→（再）传之于所不胜（相侮）。二是五脏病传举例，如心病→肝为子病及母，肝病→脾为传之所胜（相乘），肝病→肾为子病及母，肝病→肺为传之于所不胜（相侮），其他脏类此。三是掌握病传规律的意义在于预测五脏的病情变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原文中的“所胜”“所不胜”之义，显然属于墨家“五行毋常胜”之论的内涵之列。

此节在五行理论指导下构建的五脏病传理论，充分彰显了墨家“五行毋常胜”之多向性病传状态。其认为五脏病证的传变规律有二：一是疾病在母子相生之脏间传变。即“受气于其所生”和“气舍于其所生”，指出任何一脏的疾病都可以在母子相生之脏间相传，即可以母病及子，也可以子病及母，如心脾母子两脏之间的病证可以双向相互传变等。二是疾病在相克两脏之间相互传变，既有相乘而传，又有相侮而传。顺传所胜之脏，即传其所胜，如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肾病传心、心病传肺、肺病传肝；逆传所不胜之脏，如心病传肾、肾病传脾、脾病传肝、肝病传肺、肺病传心，也是疾病在两个相互制约的脏之间双向传变。此节所论的病证在五脏之间多向性的传变形态，是墨家“五行毋常胜”观点在《黄帝内经》五脏疾病传变理论构建中应用的体现。

3.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预测五脏疾病多种不同预后转归形态理论构建的影响

如“病在肝（属木），愈于夏（属火，木之子。子能令母虚，使母脏之邪衰而消退），夏不愈，甚（病情加重）于秋（属金，金克木，制约肝木之气，故使其病情加重），秋不死，持于冬（属水，木之母，母能令子实，有助于肝木稳定病情），起于春（属木，本气相助，有利于病情好转），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十月太阳历法天干纪月中的丙月、丁月，属火。下同），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属金），庚辛不死，持于壬癸（属水），起于甲乙（属木）。肝病者，平旦（属木）慧（病情小愈），下晡（属金）甚（加重），夜半（属水）静（病情平静）”（《素问·脏气法时论》）。其他脏得病情变化类此。

此节原文仍然属于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之列，经文运用五行之间多向的生克乘侮关系，分析四季气候、天日时辰对五脏疾病的影响，此处所言“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是对这种影响基本规律的总结。即是说，邪气侵犯人体，都是因胜以克伐而得病，如木横克土则脾病，火胜克金则肺病等。待到脏病在其“所生”的时节就可能痊愈，如木生火，所以肝病愈于夏季、愈于火之旺日丙、丁月；火生土，故心病愈于长夏土之旺日戊、己月等。至其“被克”的时节则病情加重、甚至恶化，如金克木，因此肝病甚于秋季（属金），加重于金气所旺的庚、辛月；火克金，故肺病甚于夏季，加重于火之所旺之丙、丁月等。到了“生己”的时节，得母气之助而病情稳定，呈相持状态；如水生木，所以肝病持于冬季水之所旺的壬、癸月。到了本脏当旺的季节，疾病可以好转而有起色，如肝气旺于春季，故肝病者起于春季木之所旺的甲、乙月。其余诸脏病情变化皆可依此类推。原文在兵家“五行无常胜”理念影响下，运用五行多向的生克理论，分析探讨五脏疾病的变化规律，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关键取决于邪正双方力量较量的“所胜”与“所不胜”关系；揭示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正邪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疾病的预后转归和疾病的可能发展趋向。因此，要求医生在临证之前，要了解四时五行之“更贵更贱”“先定五脏之脉”，如此才可以对疾病进行“知死生，决成败”的批判；也才能对疾病“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素问·脏气法时论》）的预后转归进行预测。

仅从五脏的多维度病情变化形态，就能充分体现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在《黄帝内经》预测五脏疾病多种不同预后转归形态理论建构中的影响及其意义。

4.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治疗五脏疾病临证用药理论构建的影响

“肝（属木）苦急，急食甘（属土）以缓之（土侮木）……心（属火）苦缓，急食酸（属木）以收之（母助子）……脾（属土）苦湿，急食苦（属火）以燥之（子助母）……肺（属金）苦气上逆，急食苦（属火）以泄之（火克金）……肾（属水）苦燥，急食辛（属金）以润之（母助子）”（《素问·脏气法时论》）。此节经文认为，五脏与五行五味四时相应，五脏各有适宜药食之气（寒、热、温、凉性质）、药食之味（酸、苦、甘、辛、咸之味）及相应的生理特征，五脏罹病后，医生可以根据这些特点选取相应的药食气味予以补泻调理。此处五味调理五脏的理论，即是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灵活应用的典范。

此处“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调治方法，缘于肝属春令风木之脏，性喜疏畅条达而恶抑郁，若疏泄太过，五志过激而恼怒伤肝，则应急用甘味的药食来缓和肝气；如若“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这是肝气疏泄不及，气郁不舒，故而又当选用辛味的药食来疏散肝气。“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黄帝内经素问吴注》）。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所以辛味疏散之品顺应肝气的疏泄之性，故在肝为补；而酸涩收敛之品违逆肝气之性，故在肝为泻。

再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缘于脾“喜燥而恶湿”，脾脏不能耐受湿气的困遏，如果因湿邪困遏而发生病变，应当及时给患者服用苦味之药来燥除湿邪。如“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此为脾湿太盛，中气受困而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中焦枢机转输失和，故当及时服用甘味之药予以调和；中焦枢机转输不利日久，必然致使内湿停聚日盛，故用苦味之药燥之；若脾气不足，必须甘味之药予以滋补。

这是《黄帝内经》在化用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而构建的五行多向生克乘侮原理，构建的五味调理五脏病证理论。医生临证时在对人体五脏疾病、药食性味进行五行归类的基础上，根据五脏病证寒热虚实属性进行灵活组方用药，调治各脏不同五行属性的病证。

墨家“规矩准绳”理念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先秦墨家做事最讲“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先秦诸子文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论述，如管仲最早提出“世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品有所成”（《管子·宙合》）；又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管子·七主七成》）。后来墨子将“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明确用于阐述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方法，提出“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墨子·天志》）；又说“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县，懸的古字，指泥瓦工砌墙用的吊锤）。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墨子·法仪》）。墨子的论述是典型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念的明晰表达，强调大凡做事务必要以“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为评价标准，如此才能收到效果“优”、事理“明”的境界。

《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体系时，直接将墨家为事必须先立“规矩准绳”的理念化用为医生临证从业的行为标准，其意义远比字面本身的内涵更加丰富、更为深刻，将按“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的行事原则，视为从医者职业的常态和基本的行为规范。据此构建了藏象理论的“规矩准绳”，包括：五脏为本理论标准（《素问·六节藏象论》之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脾胃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肾者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脏腑基本生理机能理论标准（《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分类（分为脏、腑、奇恒之腑）标准（《素问·五脏别论》）、精气血津液理论的标准（《灵枢经》的《决气》《五癃津液别》）、经络理论的标准（《灵枢经》的《经脉》《经筋》《经别》《五十营》等）、病因与发病理论（《灵枢经》的《百病始生》《贼风》）、病机理论（《素问》的《玉机真脏论》《通评虚实论》《逆调论》《调经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医生临证诊治疾病时必须遵循的“规矩准绳”即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标准。

临床医生在遵循《黄帝内经》构建的生理病理原则、标准基础上，所有临床诊治疾病行为，更应当严格遵循相关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临证治病的方法必须遵循“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在墨家做事务要遵循“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理念的影响下，《黄帝内经》认为，医生治病也必须如此，故而有“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已，病愈）；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疾病初起，病邪轻浅，可采用轻扬宣散之法驱邪外出），因其重而减之（病情重着，难以速去，可采用逐渐衰减之法），因其衰而彰之（邪去正衰，用补益法使正气复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张介宾谓‘以形精言，则形为阳，精为阴；以气味言，则气为阳，味为阴……故形不足者，阳之衰也，非气不足以达表而温之；精不足者，阴之衰也，非味不足以实中而补之’）。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膈上的，要用吐法治疗，使病邪随涌吐而出）；其下者，引而竭之（病在人体下部的要用疏导泻利的方法治疗。引，疏导）；中满者，泻之于内（中焦痞满，用辛开苦降之法，以通畅气机，消散病邪）；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病邪留滞肌腠间的疾病，可用药液浸泡其身，用来发汗为治）；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邪气急猛者，要抑制、制伏邪气。按，抑制。收，收敛，制伏）；其实者，散而泻之（表实宜散，里实宜泻）。审其阴阳，以别柔刚（柔剂、刚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的病变因其对方异常所致，要从其相对一方施治，以治病求本），定其血气，各守其乡（张介宾认为，‘病之或在血分，或在气分，当各察其处而不可乱也。’乡，部位、范围），血实宜决之（血分邪气盛实，应该用放血的方法治疗。实，指邪盛。一说指瘀血。亦通），气虚宜掣引（升提补气之法）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集中论述调治疾病如何遵循阴阳法则，呼应了篇首提出的“治病必求于本”。具体言之：要想遵照阴阳法则调治疾病，就要掌握病邪侵犯人体的次序，要掌握应用阴阳理论指导诊断和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确立的相应治疗疾病的原则和具体方法，无论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还是“形不足者，温之以气”，乃至“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都是在阴阳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具体治病标准，如此才符合“治病必求于本”的“权衡规矩”/或“权衡规矩”。

针刺治病要有“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黄帝内经》认为，“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圆规，画圆的工具）而为圆，去矩（方尺，画直线条的工具）而为方（方形图形）。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自然的事物之理。物，事，在这里指事物之常理），易用之教（指平实易用的法则。易用，谓平易而切于实用），逆顺之常也”（《灵枢·逆顺肥瘦》）。此节以墨家中的木工为喻，强调针刺治病必须遵循规范要求之意义。为了提高针刺疗效，就必须首先熟悉针刺疗法理论，并能融会贯通，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若能正确运用针刺治疗法则和标准，遵循针刺疗法具体操作的法度去治疗疾病，就一定会达到如鼓之应桴，手到病除之极佳效果，即使是疑难顽疾，也同样是会治愈的。如果违背这些法则法度，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即所谓“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之意。

治病针具的制备及其适应证要有“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鍉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镵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鍉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梃（tǐng，棍棒），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灵枢·九针十二原》）。此节经文论述了九种针具的名称、长度、形状及其适应证，这是《黄帝内经》时代医生长期临床实践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结晶，强调医生临床针刺治病时对针具的选择尤为重要，故明确提出“凡刺之要，官针最妙”（《灵枢·官针》。下同），认为但凡针刺务必选用与临床病证相适应的针具。

其理由之一是因为“九针之宜，各有所为”。不同规格、形状的针具有鑱针、员针、锋针、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种，其大小、长短、粗细、形状各不相同，这是根据临床治疗不同病证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规格型号有别的针具所治病证有所差异，临床针刺疾病时，务必要结合疾病病位的浅深、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而选用不同的针具，即所谓“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之意。

理由之二是“不得其用，病弗能移”。倘若不能严格根据病情选用不同规格针具进行治疗，非但不能愈病，反而甚或加重病情，如病情轻、病位浅而深刺，就会损伤人体的肌肉组织，使人体正气耗泻；若病情重、病位深而用小针、浅刺，既不能祛除病邪，亦无益于正气，此所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之意。

理由之三是九种不同规格的针具有其各自不同的临床适应病证。九种不同规格、不同形状的针具所刺治的病证各不相同，这是当时官方的规范要求，也即“九针之宜，各有所为”之意。具体言之，若病在皮肤者，用鑱针刺治，此针锐利，针身短，适宜浅刺；若病在肌肉者，较之皮肤病位深，用员针在病变部位施行揩摩，以流通气血，消除疾患；若病位深在经络，使用锋针，以刺络出血，可治顽疾痹病；若病位深在血脉，用毫针刺治井、荥诸穴，用补其脉气不足；若病为脓疡之类疾病，就选取较宽有刃，形如剑锋的铍针以刺痈排脓；若为急性发作的痹病，用针尖圆钝的员利针按摩局部，既不伤肌肉，又能疏通气机，祛除藏于分肉间的致痹邪气；若久痹不愈，可用针尖像虻蚊之喙样锐利的锋针，刺入皮肤，轻微提插，久留其针，可使正气得充，痹邪消散；若病邪入里的，可取用治远痹深邪的长针治疗；患水肿病形成关节间气滞不通者，用疏通气滞的大针治疗；病位深及内脏，固定不移者，就用三面有刃，锐而锋利，能治疗顽疾痼疾的锋针。根据不同病情选用不同规格的九种针具，即所谓“病不同针，针不同法”之意。这就是医生临证针具选择应当遵循的“规矩准绳”，就是医生临证针刺治病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法度。

医生临床诊病方法的应用要有“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诊病方法是医生运用感官对病人所患病症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的过程。分为感知节段，即诊察的过程；理性认识过程，即下结论。诊病是治病的前提和依据。《黄帝内经》受先秦墨家治事皆有“规矩准绳”理念的影响，较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生诊察疾病、认识疾病的实践，为中医诊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其一，诊病时间选择的标准。《黄帝内经》认为，“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素问·脉要精微论》）。此处经文论证了诊察疾病的时间最佳以“平旦”为宜的理由。缘于经过一夜休整，患者机体的内环境还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人体之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尚未受到体外因素的干扰，因而能比较客观地表现疾病的真实情况，所以选择“平旦”诊察疾病是最理想的时间，故有“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之认识。

其二，临证必须以诸诊合参，全面诊察为标准。“切脉动静（脉象搏动状态）而视精明（察眼），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此节强调医生临证时必须要以诸诊合参为标准的意义。经文从切脉、望神、察色、观察形体强弱、闻病人所发出的异常声音、问病人二便排泄状况等方面，指出要全面检查、诸诊合参、广泛地收集临床资料，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所谓“以此参伍”，就是要合参各种诊察方法所收集的资料，才能做到诊断准确，故能“决死生之分”。而且每一项诊察内容都有其判断依据，这都是医生临证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法度。

其三，医生临证察色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1.诊五色辨常（生理状态）、病（病理状态）、死（病情危重）不同状态色泽的标准。经文认为，“五脏之气（精气），故色见青如草兹（阴干而死的草，青兼白色）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墨烟）者死，赤如衃血（死血、干枯的瘀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翠鸟的羽毛）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猪油）者生，黑如乌羽（乌鸦的羽毛）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白色绢绸包裹着朱砂）；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绀，青紫色）；生于脾，如以缟裹栝楼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素问·五脏生成》）。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黄帝内经》作者观察到体内五脏的变化，可以在面部反映出相应的色泽，并总结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色脏相关理论和以五色察五脏的诊断方法，此节经文的重点介绍了五脏常、病、死三方面的色泽。其中有生机之色“如翠羽”“如豚膏”等，即为常色，也谓“生色”；而无生机之色“如枯骨”“如衃血”皆为死色，是内脏精气衰竭的征兆，即为“死色”；“如以缟裹朱”“如以缟裹紫”等润泽含蓄之色皆为常色。总之，但凡正常的色泽，当明润光泽，隐而不露，含蓄有神，如有“缟裹”具有含蓄、隐而不露的特点；凡色有光泽，则病易治，预后较好，如肝病色见“青如翠羽”，称“见生”色，亦即善色；凡本脏色兼见制己之脏色或色失光泽者，预后不良，即谓死色，如肝之死色为“青如草兹”，即是青中兼白之色；肺之死色为“白如枯骨”，即是白无光泽。这些内容既是《内经》时代的临床经验结晶，也是后世乃至今日临床望色诊病的理论源泉。

2.诊五色辨疾病预后吉凶的标准。经文认为，夫“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朱砂），不欲如赭（赭石）；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染料中的靛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黑色尘土）。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素问·脉要精微论》）。

“五色者，气之华”是临证察病人面色能够作为诊察疾病方法的理论依据。“五色”，指面色。“气”，指人体维持脏腑机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原文用五色为气之华为喻，说明面色是内脏精、气、血、津液机能的外在表现，故而通过诊察气色的不同状态，就可测知人体气血阴阳的盛衰变化和预测疾病的顺逆吉凶。其中面色的五“欲”、五“不欲”状态属于望色诊法中的顺逆，是可以判断疾病预后吉凶的规矩准绳：①五欲之色的评价标准是：赤欲如白裹朱，白欲如鹅羽，青欲如苍璧之泽，黄欲如罗裹雄黄，黑欲如重漆，提示凡色明润不露是气血虽病而病情不重，预后良好，为顺证之色。②五不欲之色的评价标准是：如赭、如盐、如蓝、如黄土、如地苍，说明凡色泽枯暗外露者，是气血已虚而邪气方盛，预后凶险，为逆证之色。

3.诊五色辨疾病五脏定位的标准。《黄帝内经》在墨家做事必须遵循行业标准的理念影响下，在五行归类的思维模式引领下，“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灵枢·五色》）。制定了五脏与五色的对应关系，临证可以通过对五色变化的观察，不仅可以诊断疾病性质的寒热虚实，还可确定相应的病位之所在，如“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素问·痿论》）之实例，就是根据五色变化及形体症状作为以辨别痿证病机发生之脏定位诊断的标准。

4.诊五色辨疾病性质的标准。所谓五色主病，即“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灵枢·五色》），提示五色所主病证性质，临证诊断时，即可根据病人面部的色泽变化，以确定所患病证。

①青黑色属阴，主寒、主痛。青色是寒凝气滞，经脉瘀阻的表现，黑色为阴寒水盛之征。“寒多则凝涩，凝涩则青黑”（《素问·经络论》），说明寒性凝滞收引，寒盛则经脉拘急，脉络瘀阻，故色见青黑，瘀阻则血气不通，不通则痛，故曰“青黑为痛”。

②黄赤色属阳，主热。黄色属热者，主要是指湿热而引起的阳黄（若黄色晦暗，乃阴黄，当为寒湿证；若因脾胃气虚，营血不能上荣于面而见的萎黄，乃虚证，此二者均不属于热）。

赤色主热证，由于热盛，气血随火热上充于面所致。正如即所谓“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素问·经络论》）之意，其中又有实热（面红目赤）和虚热（两颧潮红）之分。

③白色属阴，主寒，多为虚证。白色多为气血不足之候，其因于寒者，或阳虚阴寒内盛，或寒邪侵入经脉，寒凝血涩，经脉收缩，气血运行迟滞，而呈现白色。

《黄帝内经》制定的五色主病评价标准是中医临床医生诊病的基本遵循。

其四，医生临证诊脉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黄帝内经》在墨家做事必须遵循行业标准的理念影响下，从不同的临床思维视角制定了多种诊脉标准：

1.诊察四时脉象的标准。经文认为，“脉其四时动……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脉要精微论》）。此处经文直接化用墨家做事要有“权、衡、规、矩”的评价标准，类比人体各季节的应时之脉分别是春脉弦、夏脉钩、长夏脉耎、秋脉浮、冬脉沉。脉何以能应四时而动？因为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不但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而生存，而且“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等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对人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五癃津液别》）即是其例。像这类人身受自然界阴阳四时变化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脉象变化只是其中一例而已，这就是脉应四时而变化的缘由。自然界阴阳四时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由于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和地球自转的影响，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对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由于太阳与地球南北纬的角度约23°之间，有节律地一年往复移动一周次，所以地处北半球的黄河流域，就出现“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的阴阳消长，也就产生了春暖、夏热、秋凉、冬寒的气候特点，正因为如此，生活在这一地域环境中的人类，其脉搏变化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变，所以谓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言脉象变化与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同步）”。自然界四时阴阳的消长变化影响着人体脉象，即“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素问·脉要精微论》）之论提出的思维基础。此处不仅表达了脉象与四时阴阳消长所致气候寒热变化有关，也要求医生临证时务要根据四时气候的寒热变化而采用不同指力、指法进行诊脉。

2.诊察脉之胃气有无和多少是评价四时五脏平脉、病脉、死脉的标准。依据脉象作为诊断病情轻重预后的标准是“脉之胃气”的有无和多少。因为“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素问·平人气象论》）的缘故。以五脏四时的平脉、病脉、死脉为例，如“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长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素问·平人气象论》）。经文在此处认为，各脏在所主时令平脉的评价标准，均以“胃气”为主而兼见本脏的应时之脉，如肝之平脉“春胃微弦”，心之平脉“夏胃微钩”等；各脏病脉的评价标准则以本脏应时之脉为主而少有平和从容之胃气的脉象，如脾之病脉为“弱多胃少”；肺之病脉为“毛多胃少”等；各脏死脉的评价标准则是只有应时之脉而毫无胃气，如肾之死脉为“但石无胃”，心之死脉为“但钩无胃”等。

临床医生只有按照标准和相关法度执行，才能达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最佳临床效果。

其五，组方之标准。“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由于气候有盛衰变化之不同，影响人体所发生的病证有虚实寒热之异，所以制定的临床治疗方法缓急轻重之法，所组成的方剂也必然有奇偶大小之不同，总以适应临床病证为标准。

1.奇偶制方的标准。“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其中“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即后世所谓“复方”。奇者阳数，偶者阴数，如张介宾所说：“正不止于品数之奇偶，而实以发明方制之义耳。”此节后文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乃是以“所治为主，适大小为治”。后世认为凡药味多，组方复杂的为“大方”，用于治疗复杂或严重的疾病；药味少，组方简单的为“中方”或“小方”，用以治疗单纯或轻浅的疾病。

2.缓急（轻重）制方的标准。“补上治上，制以缓”“缓则气味薄”。上为阳，轻清味薄升上而治上。“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下为阴，重浊味厚沉下而治下。

3.反佐制方的标准。经用通常制方法度（奇偶、缓急制方）组方治疗而病不愈者，则反佐以取之。谓以寒药中反佐热药以治热证，以热药中反佐凉药以治寒证。此类病证多为阴阳交错、寒热格拒、病情复杂之属。后世的“白通加猪胆汁汤”“左金丸”等，就是反佐制方的例子。或以热药凉服，寒药温服，皆是反佐变通之用。此即所谓“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之义，盖欲因其势而利导之，也是“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素问·五常政大论》）的反治的确定标准。

其六，临床治病的用药标准。在墨家做事要有“规矩准绳”的理念影响下，《黄帝内经》提出“有毒无毒，服有约（服有约，服药要有规则、标准）”的指导思想，认为“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此节经文强调“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的用药原则和用药标准。“毒药”，指药力峻猛、气味纯厚的药物，也包括毒副作用大的药物。“薄药”，指气味淡薄、药力缓和、毒副作用小的药物。经意指出，治疗用药时一定要注意患者的体质特点，以及对药物的耐受能力。凡对药物耐受性强，体质壮实者，可以投药力强，或毒性较大的药物，如此则取效迅速。反之，对药物耐受性差，体质弱者，则要投用药力缓和，或毒副作用小的药物。这就是因人制宜治则的具体内容，临证中，年迈体弱、平素体衰者，其对药力的耐受性差，治疗时不宜重剂峻剂。青壮年患者、新病者、体质壮实者，由于对药力耐受性强，投于药力轻、气味平和之药反不能奏效，就可以用重剂重药，药力峻猛之品。这就是《黄帝内经》为临床应用药物治病时制定的“规矩准绳”，即所谓原则和标准。

综上所述，先秦墨家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丧” “非乐”等主张中的“民本”思想，这与解决民生病痛基本诉求的《黄帝内经》医学知识密切相关，其“三表”认识方法、做事要有“规矩准绳”“五行毋常胜”的思维模式，均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陕西中医药大学 张登本 陈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