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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悲剧
2019年03月26日
责任编辑:鲍卫兵;作者:原创: 先知书店(文:愈嘉)
每个荒诞的时代,都盛产魏源式的悲剧。
1898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后,访问中国。李鸿章与之会面时,讨教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伊藤博文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去看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是谁?他的《海国图志》为何在中日两国命运迥异?
▍因“批评谏言”屡遭贬斥
魏源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名门望族,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他成年后,学养深厚,文采飞扬,被林则徐一眼相中,招入其幕府襄助政务,二人时常磋谈时局,以求兴利除弊。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开战之时,国人对英国了解之偏缺,让人咋舌,魏源的伯乐,也是当时最“开化”的官员林则徐,竟然认为英军士兵的膝盖不会弯曲,只要登岸便会任人宰割。以此知彼,焉能不败?
随着鸦片战争的惨败,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流放。
1841年,流放途中的林则徐,与魏源在京口秉烛夜谈,坐困愁城。在漆黑的夜幕中,林则徐将早年收集的西方资料,交给了这位肝胆相照的挚友,嘱托他编撰成《海国图志》,以唤醒国魂,了解世界。
自此,《海国图志》的编撰便贯穿了魏源的余生,这部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日国运。
“假如我未曾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这句话用在魏源身上,恰当不过。
编撰《海国图志》的过程中,他看到外面世界的光明,便无法再忍受现实的贪腐和不公。
在主政淮北期间,魏源清晰地意识到,晚清朝廷所垄断的盐政漕运,名为国有,但实际上,大小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不仅百姓惨遭盘剥,穷无立锥之地,而且朝廷每年都要给予以巨额补贴,成为中央财政的一大痼疾。
魏源不断上书,痛陈时弊,并抨击朝廷中的“桑弘羊”、“王安石”之流,主张严格限制官员经商,改官办为民办,实行以民营为主的方针。
但是,他的主张非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驳斥为“妄议朝廷”“误国大谬”,并得罪了顶头上司杨以增,被贬为高邮知州。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剿灭了进犯的太平军,但曾经的顶头上司杨以增,此时已贵为“剿贼总督办”,以“迟误公报”为由,将魏源罢官夺职,逼迫他告老还乡。
四年后,魏源在抑郁中逝世,身后留下了皇皇百余卷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
苏格拉底曾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
不过,逆耳忠言总不如甜蜜的颂歌那么动听,权势者总是置之不理,甚至不惜动用权力打压、围剿,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缩影。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以前,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同自己的祖国一齐受难。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故事便是晚清知识分子,在大变局中悲惨命运的最好例证。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声凄厉呼喊,便是魏源发出的,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把魏源的《海国图志》评价为晚清进步潮流的智慧闪光:“首倡破华夷之辨——冲破妄自尊大的思想桎梏,平等地看待西方。
大力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海国图志》把美国奉为典范,成为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第一曲赞歌。藏富于民,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在两淮主政时期,深感官有之弊端,主张还民众以经济自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设现代化工厂。”
然而,不准以夷变华的“天朝心态”毁掉了中国的现代化。
朝野上下对《海国图志》嗤之以鼻,不仅被国人视为“祸国殃民之作”,满朝文武更是将其斥之为“长洋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魏源本人更是被污蔑为“汉奸卖国贼”。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坚持“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张之洞也主张“中体西用”的基本国策。
主抓晚清经济改革的盛宣怀,更是把“官督商办”作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并言之凿凿“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吊诡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大放异彩——不仅再版数十次,而且以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日本维新人士,读罢此书,便纷纷抛弃儒学,转而学习西方经典,民间学习西方的热情更是势不可挡。于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出现的,是与大清完全相反的景象。
在维新派的主导下,日本仿照西方,进行了全面的制度转型,颁布宪法,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国会
在经济改革方面,伊藤博文说:“日本为什么要办实业,真正的目的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他以1日元的价格,把当时日本最大的国有造船厂卖给了日本商人岩崎弥太郎,这就是著名的三菱集团的前身。自此,日本的造船业乃至整个工业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保守”与“开放”,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历史的分野在这里展开,又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汇集,最终,北洋海军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日本彻底取代了大清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可见,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
袁伟时在《迟到的文明》中,无不痛惜地写道,“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精英阶层,在打开国门面对现代文明后,竟然依旧坚守思想壁垒;导致现代文明的传播在中国异常艰难,最终酿成巨大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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