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修：全局在胸 决胜千里——漫议马克思的战略思维

责任编辑：鲍卫兵；文：鲍世修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战略思维深邃卓越，他善于从全局来透析错综复杂形势下各次政局、战局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推力和各次事件中各方人士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他对各次相关事件所作出的判断和所下的结论慧眼独具。如从区域、世界全局看一国战略谋划，从新生和衰亡力量对比全局看战场对决双方最后成败的归属，从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看战争的性质等，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至今仍具经典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军事思想；战略思维 
     
    战略是一门进行全局筹划的学问，它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其中，全局性，是战略特性的最主要表现。凡属需高层次谋划和决策，有要照顾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重大、相对独立的领域，都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战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表现在时间上，贯穿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 
    全局性，对于战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来说，要求把注意力摆在关照全局上面，胸怀全局，通观全局，处理好全局中的各种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同时注意了解局部，关心局部，特别是注意解决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正因为如此，全局性成为人们进行战略思维时，必须放在首位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那是一个干戈挥动频仍、掠夺战争与革命战争交织上演的时代，国际舞台上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常令人有眼花缭乱、难究底细的感觉。但是，马克思则不一样。由于掌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善于从全局来透析错综复杂形势下各次政局、战局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推力和各次事件中各方人士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他对各次相关事件所作出的判断和所下的结论，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 
     
    一、从区域、世界全局，看一国战略谋划 
     
    俄罗斯的振兴，起于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治国的最显赫成就，在于迁都圣彼得堡。 
    俄罗斯在中世纪原本是一个大公国，后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大公伊凡四世于1547年接受加冕成为沙皇。在伊凡四世和他的数位后继者的治理下，俄罗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俄罗斯的真正兴起，则始于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1672-1725）是俄国历史上通过大力推行改革，使俄罗斯实现近代化的一位著名君主。他的治国之道，最为人称道的，是将俄国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了圣彼得堡。 
    俄国原本是一个内陆国家，它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出海口。彼得大帝于1682年接位，1689年掌握实权。此后，为争夺出海口，他打了不少仗。对土耳其打过两次，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和黑海；而对瑞典的战争，即“北方战争”，一打就是11年，目的是为了控制波罗的海。此外，为了拥有里海，他还同波斯进行过战争。战后他马上抓紧做的一件事，就是在1712年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 
    莫斯科，是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几百年来历史和人文积淀形成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它作为俄国首都所具有的稳固性和权威性，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彼得大帝这种一反常态的迁都之举，在国内外引起震惊。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彼得大帝毅然迁都动机的常理推断。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了保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出海口。 

可是，马克思对俄罗斯迁都一事，却有不同看法。他的眼光更深远，他的视野更开阔。在写于1856年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他首先就指出，彼得大帝治理开拓俄罗斯的核心思想是，“俄国需要的是水域”。接着，他又进一步阐释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 
    马克思把彼得大帝的迁都行为，是放在这位俄国君主力图实现其囊括欧洲、征服世界的贪婪野心而构思出的这样一个全球战略的框架中来加以审视的。他写道：“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 
    至于彼得大帝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真实用心究竟何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做了回答：“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这就是说，彼得大帝迁都之举，目的在于兴征战、扩疆土，以便最终称霸寰宇。欧洲尔后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二、从新生和衰亡力量对比全局，看战场对决双方最后成败的归属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北方军队的最后胜出，取决于美国当时残存的某些落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不是战场上对决双方某方一时的得失。 
    美国内战发生于1861年至1865年。参战双方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联邦）和美利坚联盟国（简称邦联）。战争引起的主要原因，是南北方不断激化的利益冲突。 
    美国独立以后，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北方工商业资本主义和南部种植园经济沿着不同的经济道路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北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双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西部新拓展土地的争夺和黑人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上。特别是黑人奴隶制的存废，直接关系到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能否获得大量廉价的“自由的”雇佣劳动力。 
    这场前后延续达四五年之久的内战，由于牵涉到交战双方各自的根本经济利益，战场上的南北两军，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在战、和两者选择和歼敌决心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以至长时间互有进退，胜负难分，在一段时间里，让人看不清争斗的最后将鹿死谁手。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战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对南北两军相互搏击决胜的可能前景是怎样判定的。 
    战争第一阶段（1861-1862年），由于北部各工业州的资产阶级和联邦政府唯恐群众发动后危及自身安全，故而试图同南部讲和，不想决战，并限制工人和农场主甚至黑奴参加军队。相反，南部各蓄奴州，为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具有进行战争的极大决心，并且拥有强大的正规军，因而他们在第一阶段打过一些胜仗。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曾认为，南部军队具有很大的获胜希望。但马克思不同意他这种看法。马克思在1812年8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你对美国内战的看法，我不完全同意。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完了。……据我看，这一切很快就会转变。”接着，马克思还分析了北军连遭战败的原因和他们将会扭败为胜的关键，写道：“北部自己使奴隶制变成南部的军事力量，而没有使它转过来反对南部。……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至于恩格斯为什么会对战争进程的发展做出有失偏颇的判断，马克思也曾给予指明，他对恩格斯说：“我觉得，你有些过分看重事情的军事方面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完全正确。战争进入第二阶段（1863-1865年），战场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北部联邦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民主措施，如废除奴隶制、给需地者分配一定土地和允许黑奴参加军队等等；北部军队在战场上也一改过去那种被动挨打的姿态，积极进取，大胆组织进攻。经过政府部门和作战前线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北部逐渐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1865年4月，南部军队再也阻挡不住北部军队的攻势，被迫弃械投降。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战友。他们在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活动和考察分析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类国际纷争，包括政治军事纷争（战争），总是相互支持，互有补充的。由于恩格斯有过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一直以来酷爱钻研军事，而且他提出的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所以马克思称恩格斯是他日常在军事问题上可随时咨询的“曼彻斯特的陆军部”。可是，这次在对美国内战作战双方最后胜负命运的评估上，却出现了这样大的分歧。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判断正确，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有一个从全局看问题的战略眼光。他不把美国内战的可能结局仅仅放在战场上两军作战处境一时优劣的框子里来衡量。他提醒恩格斯看问题要全面，不仅要分析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而且要考虑战场外政治因素可能施加的影响和决定作用。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马克思是把美国南北两方的这次战争当作19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次大变革看待的，所以他能看清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为己任的北方这股新生力量和以维护奴隶制为目标的南方另一股衰亡力量之间进行生死对决这个全局，十分有把握地断言，最后胜利将属于北方。
     
    三、从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看战争的性质；从攻防作战行动战略运用政治含义的大局，看防御性战争中采取进攻行动的合理性 
     
    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许多战争都属于王朝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次。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战争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是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作出明确答复的。一般地说，似乎只要战争的性质搞清楚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难确定。但事实上却并不那样简单。因为王朝战争中，王朝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彼此交织在一起，加之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总是竭力煽动沙文主义蒙蔽群众，令人难辨是非。这样，就使得工人阶级政党有时在战争问题上左右摇摆，拿不定也拿不准主意。例如，在普法战争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虽然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对军事拨款进行表决时弃了权，并得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赞同。但是，他们在战争第一阶段曾提出过保持中立的主张，这却是不符合全德国人民的利益的。 
    马克思在战争第一阶段考虑德国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态度时，对当时的众多矛盾进行了认真研究，区分为若干层次，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马克思认为，第一个层次的矛盾是拿破仑三世同德国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果德国被拿破仑三世打败，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则会有若干年乃至若干世代破产。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工人运动就要完全让位于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如果德国胜利了，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要遭到破产，德国统一的障碍也将随之消除。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工人阶级应当给予支持。第二个层次的矛盾是普鲁士王朝同法国人民之间的潜在矛盾，马克思深知，普鲁士王朝也一直在策划这场军事冲突，以便借以达到掠夺法国、确保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目的。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就曾明确提出：德国工人阶级不能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此外，还有第三个层次的矛盾，这便是普鲁士王朝同德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尖锐地看到，把德国弄到不得不防御、使拿破仑三世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的，正是普鲁士。正是这个国家的首相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暗中勾结，企图通过战争“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 
    面对这样头绪纷繁的矛盾，德国工人阶级究竟应当怎样行动呢？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曾就此专门请教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不同性质，分层次提出了解决途径和行动准则，从而使德国工人阶级站到了正确立场。 
    当然，马克思在区分战争性质时提出的“纯防御战争”概念，首先是从这种战争的政治含义方面考虑的，而从军事上讲，防御性战争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争。马克思在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就曾指出：“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可是，有些人对此不理解。他们把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同战争的政治内容混为一谈，认为进行防御性战争就只能防守而不能进攻。马克思对战争糊涂认识进行了善意的批评。普法战争期间，1870年8月1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对第一国际会员路德维希·库格曼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理解谈了以下看法：“库格曼把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家伙在街上打我，我只能挡开他的拳头，而不能把他打倒，因为我如果这样做，就会变成一个进攻者！从所有这些人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是缺少辩证法的。” 
     
    四、从战场攻防成败得失，看和平时期军事学术的停滞跟工业发展给兵器研制带来的进步恰好成正比 
     
    19世纪50年代，欧洲爆发了一场持续4年的争夺地区霸权战争，而介入战争旋涡的国家则有俄国、土耳其、法国、英国和撒丁。战争爆发前，俄国力图巩固自己在黑海的地位，加强自己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保证俄国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并在爱琴海上自由通航，英法则千方百计加强其在近东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竭力支持土耳其阻碍俄国势力的扩张。俄国借口土耳其拒绝保障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居民的权利，于1853年6月14日出兵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基亚。土耳其遂在多瑙河和高加索展开了军事行动，并于10月4日向俄国宣战。1853年11月18日，纳希莫夫率领的俄国舰队在西诺普海战中消灭了土耳其的分舰队，于12月进入黑海。1854年3月15-16日，英法两国向俄国宣战。以后撒丁也在1855年1月26日参加了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一个广受参战国和整个欧洲国家关注的作战行动，是英法联军对俄国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持续围攻。围攻开始的时间是1854年10月初，但直到1854年12月下旬仍然久攻不下。马克思对战场上出现的这种情况，从考察和平时期兵器改进同作战方法发展间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令战争高层谋划者不得不仔细琢磨和深思的新课题。马克思在一篇战争评论中就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遭英法联军久攻不下这一战场客观实际明确指出：“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无论如何证明了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学术的倒退同工业发展给兵器带来的改进成正比。”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40年和平时期兵器改进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客观实际得出的。它提醒人们在和平时期要注意兵器的发展变化，适时改进作战方法，以与之相适应。 
     
    注释：略。 
     
    （鲍世修，原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 
     来源：《国防》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