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 守护民族精神家园

——林安梧教授访谈录

嘉宾介绍：林安梧，1957年生，台湾省台中县人。台湾师大国文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高足，美国富布赖特访美学人、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麦迪逊校区）访问学人。曾多次获得各类学术奖项。

　　现为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研究领域为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儒道佛文化交融。

　　2012年3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学术考察团走进宝岛，开始了历时9天的台湾文化之行。学术考察团从台北到台南，一路考察台湾的传统文化，造访台湾名流。在台北崇德文教基金会，我们有机会对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教授进行了访谈。不久，林教授来大陆西安参加学术会议，记者又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以下为两次访谈的内容。

　　将传统文化落实到日常生活

　　记 者：林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曾多次呼吁要振兴儒学，弘扬儒家文化，并提出要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那么您认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重建中华民族主体性，具体应该怎样做？

　　林安梧：我一直认为，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华文化主体性，那就是“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道”不只是道家文化里面的“道”，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理念。我常说这个“道”是天人、物我、人己通而为一的总体根源，道家讲这个“道”，儒家讲这个“道”，其他不同学派也讲这个“道”，“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这个“道”是彼此通而为一的。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当然最重要的是儒、道两家文化。儒家强调人伦孝悌，强调的是主体的自觉。道家强调自然天地，讲自然、任化。所以基本上，儒家和道家是一个同源和互补的结构。后来佛教传到中国，基本上也是适应着儒道两家的文化脉络来发展，发展出“大乘菩萨道”的精神。这个精神强调要在人间实践“净土”的概念，佛教本来是要救度众生，到最后却从出世间法转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也就是“净土在人间”的意思。这种现象在台湾尤为明显，“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台湾十分流行，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可以说，佛教已经是中华文化化的佛教了。总的来讲，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追求敬而无妄；道家强调回归自然，追求致虚守静；佛家强调自在、放下，追求净而无染。现在要谈复兴中华文化，儒道佛三教缺一不可，它们已经交融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吸收西方的文化。

　　我很赞成费孝通先生多次提到的“多元一体”理念，我也常说它是“多元而一统”。确实，华夏文明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纷繁多元，但可以统而为一。所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指各种文化共生、共长、共存、共融，中华文化这个多元的主体才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总体。我们不是说儒家文化是绝对的主流，其他的文化是支流，而是指儒、道、佛交织成一个整体，此外还有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乃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都包容在中华文化这个大的熔炉里面。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讲就是“教出多元，道通为一”。

　　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体要怎么做？中华文化不能离开它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在于人伦的建构。这几年我一直在呼吁要恢复祭祀之礼，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这三祭之礼如果没恢复，那么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安身立命就会比较辛苦。恢复三祭之礼是安身立命的一个起点：祭天地让我们跟天地有一个互动融通；祭祖先让我们的生命同祖先贯通，通过血脉的连续性建立一种身份上的认同；祭圣贤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天地、祖先、圣贤，是传统文化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三个重要维度。

　　要让传统文化落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面，我们还需要在社会进行恰当的人伦建构。我曾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提出，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鼓励一家三代同住一个社区，甚至三代同堂，比如公众在购房的时候，如果祖孙三代同买一个社区的住房，可以在价格上享受优惠，可以无息贷款或者低利率贷款。还有就是在节日的设立上体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位提倡平民教育的教师，可以以孔子的诞辰作为教师节；“孟母三迁”重视文化教养与人格熏陶，可以以孟子的诞辰（孟母生孟子的日子）作为母亲节。做到这些后，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受到文化氛围和人伦观念，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会自然生长。

　　中华传统文化贵在人伦观念

　　记 者：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关键期，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回归的重要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您认为以儒、道、佛三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林安梧：我觉得它应该起着一个领导性的作用，但不是控制性。领导就是引领和引导，就像一只手，牵引着我们的社会往那条路上走。那是哪一条道路呢？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这是说人要具有内在的良知和信诺，回到人伦的网络里面安生立命；孟子讲“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些都具有引导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的教育体制里，要把儒家的精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铺垫，浸润儒家思想的童蒙教材要从幼稚园、小学就开始启用。《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讲人的心性；《千字文》讲“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是讲人跟天地、跟万有一切、跟古今圣哲之间的关系。这些古代的童蒙教材都是很好的借鉴。

　　我们中华民族尽管在历史上有过黑暗时期，但何以能够立数千年而不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其人伦观念。孝、悌、慈，这三个字，是中华文化永生的奥秘。孝，是我们对生命根源的崇敬；悌，是顺着这个生命根源的横面进行展开；慈，是顺着生命根源的纵向延伸。华人文化的可贵处就在于，人不只是具有个性的、原子般的个体存在，而是文化的存在、人伦的存在，是在天地人之间的存在，在人伦建构中的存在。为了保持这种文化特色，我们要在制度上、政策上、社会结构上想办法，防止这种珍贵的特色在西方现代性的牵扯拉引之下荡然无存。如果那样，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就会很辛苦了。

　　民间教化力量稳定文化脉络

　　记 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人一味地追求金钱、名利、成功，而忽略了个人道德修养，失信、失范、失德现象时有发生。这在大陆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就此，我想请教林教授，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过相似的经历，有哪些相应的教训和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林安梧：总的来讲，我认为道德水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滑坡、有所变化，但是我也认为它正在转型。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发展、经济强盛，传统社会的总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导致人的自我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原先的那一套道德伦理教育恐怕不足以应付新的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认真去寻求、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和社会机制。比如责任的概念是什么？责任并不是单单从思想理念上做工作就可以的，它必须要放在一个制度结构里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老人跌倒了，路人不敢扶，我们要想一想，他为什么不敢？他可能是会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机制来预防这种情况，解决他的后顾之忧，那么他就不会退缩。比如在台湾，路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拨打119紧急救援电话，一般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有专业救援人员赶到处理。舆论上也会把这样的好人好事彰显出来，鼓励大家勇于行善。我觉得人都有恻隐关怀之心，只是会在考虑后果的基础上趋利避害，如果后果是善的，那么它就是对善行的鼓励和强化。所以我们应该在社会机制上想办法，把它调整得更好。

　　另外，我们的一些口号也应该随着时代而进行调整。譬如以前一些城市发展的口号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这样的口号应该换换了，应该换成“经济发展、文化生根”。文化生根，需要做哪些事情？它不是只是开学术讨论会、举办文化节活动，而是要在民间扎根。我一直觉得传统文化不是用口头公开宣讲的，传统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台湾文化如果说有一点还可贵的地方，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实践。台湾民间非营利的志业非常多，比如社团、文教基金会，还有非常丰富的宗教组织。儒道佛三教的传统，乃至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在民间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力量。这种民间的自发性的教化力量，稳住了人伦的脉络。这种现象是慢慢发展出来的，并不是一蹴可及的，需要政府、社会慢慢调、慢慢放，在一边调一边放的过程中，调和出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以和谐为核心的人伦建构。

记 者：好的，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录入编辑：乾乾）